“其实很简单，想必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的大学以往毕业生是包分配的，那换句话说，几乎所有的人才都掌握在政府手里。他们成为了公务员或者国有企业职工，端铁饭碗，也算类似公务员了”，说道这里，陈康杰犹豫了一下，组织一下思路，继续说道“而我们的政府和国有事业单位，说实话，办事效率真的不太高，很多是人浮于事，当然了，这可能是多方历史因素造成的。也许这话不好听，可是事实确实如此。我们最优秀的人才，相当大部分每天都是在开会，开会，也许最后还是开会，很少有人去研究技术，企业，市场，文艺，教育等等，这缺少了一种竞争机制和自由选择性，也许一个很感兴趣做科研的人员，却被分配去做了官员，一个不那么感兴趣的却相反留下来做研究，这不得不说有点点荒唐。因为相应机制的缺失，就会缺乏刺激性和能动性，大家的动力就是靠自觉和所受教育的修为。可是这很明显是不足的，靠自觉和修为有用的话，那就无须法律了，孔夫子似乎就是这么教化人们的，很显然，道德的力量虽然巨大，可是也是远远不够的”

    　　“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发现了，那你觉得应当如何改变？所以我们的政策已经开始松动，一两年前就已经不再完全包分配了”，张副部长基本承认了陈康杰说的话，不过还是想进一步听听陈康杰的解决之道。

    　　“呵呵，张叔叔，这个似乎就是你们各位的事情了，说实话，依照现行体制，资源都是掌握在政府手里，我也没办法”，陈康杰双手一摊，表示无能为力。“虽然取消了大学毕业生包分配，情况会好一点，起码增加了一定的竞争性。可是我们几十年养成的社会环境和政府体制依然强大，也许要几十年才会使得适合的人才去适合的地方领域”，陈康杰又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道。

    　　陈康杰说的也确实是实情，这个境况二十年后都没根本性改变，陈康杰又有何办法。进入二十一世纪，优秀的毕业生很多都是想考公务员或者去大型国有企业，有些选择去大的外资企业。选择去民营机构的，几乎都是没什么背景的一般人家孩子。最后导致创造大量社会价值，推动社会进步的，往往是数量广大，而又没什么资源背景的普通人才，这些人创造出了数百万记的中小企业，解决了数千万人的就业岗位。

    　　而在西方，最优秀的人才很少主动选择做公务员，他们都在企业服务，创造社会价值，也实现个人的价值。像我国那样一个公务员科员职位会有上千人争抢的场景很难想象。

    　　现场每个人都在思考，表情都有些凝重，包括欧阳震华虽然不关心这些也在寻思陈康杰所说的是否正确，他之前是很少关注国内这方面的事情。

    　　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资源理当由政府掌握”，老首长的秘书嘀咕道。

    　　“社会主义国家不假，政府也理所当然掌握国家命脉，这是没问题的，我也是支持的，然而，政府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？如果政府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那我们还需要改革开放吗？还需要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吗？农民还需要联产承包责任制吗？政府能解决那么多贫困人口和完全就业吗？我想不能，别的不说，美国那么发达的国家都还需要大量的慈善机构，政府什么都不用做，每年就有数百亿上千亿美金的无偿捐款来做很多本该政府做的事情，光说那些最顶尖的大学，几乎都是靠私人捐款支撑的，可是我们最好的首都大学和水木大学，每年又有多少科研资金呢?我姑妄猜测，估计连美国许多二流大学都不如，很多事情靠爱国，靠主动性可以做得很好，然而还有很多更需要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，起码政府的资源应该尽可能投入到应该的地方”，陈康杰不喜欢用这样的借口来为政府垄断提供接口的方式。

    　　“那这个和你们捐资助学有直接关系吗？”老首长突然问道。

    　　“这个，还是有点关系吧，不过似乎也没太直接的关系”，陈康杰话说得很矛盾，他自己还真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。

    　　“嗯？”，大家都愣着盯看着陈康杰，没搞明白他这句明显有些矛盾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    　　经过短暂的思考，陈康杰也反应过来了。

    　　“刚才说的那些，只是我个人的浅见罢了，当不得真，至于捐资助学，那是我非常认同老首长的那句话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发展教育不但能提升科技水平，提升公民素质，还能改变个人命运，而且，有一个西方的笑话很有意思”陈康杰在交谈的同时，不忘拍马屁，不过他确实是很认同老首长的那句话的，最后还卖个关子。

    　　“什么笑话，说来我们大伙也听听”，老首长目光深邃的看着陈康杰说道。

    　　陈康杰站了起来，微笑着说道，“如果是狮子和老虎抱怨自己胖了，那没什么，也许还会增加一些威武，可是要是猪和羊说自己胖了，那他们的命运就很不妙了”，说到这里，陈康杰简单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，“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不但要有经济的繁荣，也得有科技进步和军事的强大，军事那是我们不能涉足的，所以就希望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做一些自己的贡献”

    　　陈康杰的一小段话把大家都说沉思了。

    　　“你说的对，我们政府也很重视教育和军事建设，可是经济发展和教育都很需要资金，这边多了那边就少了，这个是很矛盾的啊”，陈康杰那个话是有点说政府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投入不足了，所以一号首长有些辩解道。

    　　这个阶段，为了发展经济，很多军事项目都停顿下来，甚至为了解决待遇问题，各部队都有自己的企业，军队经商已经蔚然成风，九年义务教育，那也仅仅是停留在法律条文和口号而已，没有得到完全落实。

    　　当然，在一定程度上陈康杰是能理解的，毕竟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，没有资金，谈义务教育和军队现代化都是徒劳的笑话。

    　　“我给各位领袖再讲一个故事吧”，陈康杰不可能去直接辩驳首长的话，所以打算曲线救国。

    　　“我们可很久没听故事了，今天听了你的笑话，就再听听你的故事吧，一定要讲得有意思哦”，老首长被陈康杰勾起了胃口，也打趣的说道。

    　　“老爷爷，我只能说尽力哦，这个故事叫《等不了》”，陈康杰笑着对老首长回应道，喝了一口水，这才继续说，“相传英国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1870年来到我国，他对我们的社会发表过很多看法，其中有一条让人感慨颇多。1887年，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，为此，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一百万两白银，李鸿章的答复是，我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的一笔开销。李提摩太说：“那是‘种子钱’，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。李鸿章问：“什么时候能见成效？”，李提摩太回答：“至少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。李鸿章说：“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”。”

    　　张副部长以为故事说完了，想开口说话，被陈康杰手势制止了，“张叔叔，我的故事还没说完呢”，陈康杰微笑着说道。

    　　“你继续”，张焕宇也丝毫不以为许自己的尴尬，让陈康杰接着讲。

    　　“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可是不断的重演。1898年，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：“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，渐渐扩充，风气一天一天改变，才能实行一切新政”，康有为说：“列强瓜分就在眼前，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？”。在1905年，严复和孙中山在伦敦会面，严复认为，我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，革命非当务之急，他说“以我国民品之劣，民智之卑，既有改革，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，泯于丙者将发于丁。为今之计，唯急从教育着手，庶几逐渐更新乎！”，孙先生说“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？君为思想家，鄙人乃实行家也”。故事暂且讲完了”，陈康杰叹了一口气，坐了下来，发现周围没人说话，都在或看着他，或自己思考。

    　　“小杰，那你对此怎么看？”，老首长舒缓了一下神情，认真的对陈康杰问道。

    　　自己能说出这些，总不能说没看法，所以陈康杰只能站起来，继续说道，“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，或许，我国近代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。在我国的历史上，李鸿章是洋务派，康有为是维新派，孙先生是辛亥革命的领袖，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也许各不相同，但是，他们改造我国社会的那份急切却是相同的，从好的方面讲，这是几位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急切期盼。主席说‘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’，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。可从另一个方面看，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‘不耐烦’和内心的焦躁？‘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’，教育的重要性谁都否认不了，可是，办教育见效太慢。一百多年前，就有人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，可是，直到今天，我国的教育还是备受诟病，这怎能不让人欷歔不已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