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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只有当海运兴起，它的重要地位才会凸显出来。海运比漕运的优越性是全方位的，且在元朝便是南粮北调的主要转运方式，本朝之所有没有延续元朝的方式，绝不是技术原因，而是完全处于政治因素，才施行‘片板不下海’的海禁政策，这让天津如明珠蒙尘无人喝彩，冷冷清清了将近二百年。

    随着国家的长久太平，人口增长和经济展，与漕运的低效率和不可靠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，废除漕运，恢复海运的呼声愈高涨。然而百多年的时间，已经使漕运不再单纯的是一种运输方式，而变成一个巨大的畸形的利益体。百万漕丁及其家庭、运河相关的诸多官府，以及那些因为运河而致富的大户巨贾，都在拼命反对海运，这也让天津的振兴之路近在眼前，却又远在天边。

    沈默对振兴工商从来不遗余力，既然认识到症结所在，自然要想尽办法解决问题——他给出的药方是‘开埠’。

    他不认同许多官员‘废漕改海’的主张，因为那在目前阶段是不现实的。纵使漕运有百般弊端，但它至少养活了几百万人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一切内政都是老百姓的饭碗问题，百姓有口饭吃，就不会造反，你打破他的饭碗，又没有新饭碗给他，肯定是要出乱子的。

    对于百万半军事化的漕丁的消化，必须慎之又慎，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，漕运是不能取消的。但官方漕运之外，还有非官方的商业运输。不用他操心，只要给商人选择的机会，那么低成本、低损耗、高效率、高容量的海运，必然会取代坑爹漕运，成为商业运输的选。唯一的问题在于海禁，虽然迫于财政危机，嘉靖皇帝开放了南方几个港口城市，但海禁并没有解除，尤其是作为京城海门的渤海湾，更是严禁民间船只出入。

    在嘉靖年间想要开放天津港，是想都别想的。

    就算到了隆庆年间，已经入阁为相的沈默，依然无法打破这层壁垒。纵使民间的呼声高涨，但保守的辅徐阶就是不肯松口。沈默和徐阶之所以矛盾重重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，其中就有关于‘天津开埠’的争执，他曾经在隆庆皇帝面前痛批这种因噎废食的乌龟政策。并立陈倭患看似外辱，实则闭关锁国导致，力主应建立强大海军，御敌于海疆之上。

    这与奉行传统锁国政策的徐阁老，自然生了激烈的冲突，经过一番云诡波谲的斗争后，徐阶被迫致仕。而可能是国朝二百年来，最优秀改革家的高拱上台了，他完全支持沈默的看法，两人最终促成了海禁的全面解除，民船终于也可以驶入天津口了。

    天津甫一开埠，就迎来了展的黄金机会——朝廷准备动收复河套的战争，从战争筹备期开始，北京对物资的需求量激增十倍，漕运根本无法负担起哪怕三分之一的运量。这时，天津作为海运的转运港，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南北舟车，并集于此，漕船、商船鱼贯而进，殆无需日，在整个战争期间挥了强大的枢纽作用。

    复套成功后，朝廷对物资的需求量回落，天津却红火依旧。经过三年至关重要的挥，它已经自然而然的取代了通州，成为北方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转运中心。就算不再运输漕粮，仍有南方的工艺品、香料、药材、瓷器、金银制品、纸张、丝绸等，北方的大豆、花生、干果、食糖、药材、木材等大量南北物资集中于此，再转运东西南北。

    不过对天津火箭般蹿升贡献最大的，却是‘羊毛贸易’。蒙古草原和西北地区一向盛产羊毛，但在之前千百年的岁月里，其用途仅限于当地人自用，用量很小，绝大部分都因得不到利用而白白地废弃了。然而另一方面，从欧洲出口来的呢绒价比黄金，用其制成的毛料衣物，深受富裕阶层的追捧。而羊毛，就是制造呢绒的原料。

    当年英国的羊吃人，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多剪羊毛，生产呢绒。毫不夸张的说，这种高档的衣料，具有和丝绸同样的高价值，且生产多少都无法满足市场。这里面蕴含的无穷商机，深深吸引了苦于无法开拓海外市场的晋商的目光。

    海外贸易利润无穷，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。但要想从中获利，你要么从事海上运输，要么有商品可以出售。而海上运输的危险与路途漫长，又决定了只有高价值、高利润的商品才有资格被装上船。所以虽然出口的商品何止千种，但真正的主力，还是丝绸、茶叶与瓷器这老三样。

    让晋商十分郁闷的是，这三样都产自东南，要想从那些精明的东南商人碗里分一杯羹，难度不啻于虎口夺食。而海上运输，又被闽广商人所垄断，他们这些北方人，天生就插不上手。

    晋商做梦都想有一样拿得出手的商品，帮他们割占一块可观的市场份额。所以他们甘心掏钱出力，帮助朝廷收复河套，就是为了取得羊毛产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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