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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所以我才来找你们。”

    杜义山也不搞什么弯弯绕，把手里的茶杯放到面前的桌子上，直接开门见山：

    “你们敢不敢在运7-200a项目上验证这个工程模型？”

    坐在对面的两个人对视了一眼。

    这个问题，不好回答。

    从推导方式和模拟计算过程上讲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

    但二人和杜义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并不一样。

    尤其是易元和。

    这是几人的位置不同所决定的。

    从941（载人航天）工程开始，华夏的工程项目逐渐确定了一个主基调：

    总工程师拍板，总工程师负责。

    与运7-200a有关的任何事务都由总工程师易元和进行最终决策。

    而相应的，如果这个由常浩南创造的、由杜义山推荐的工程模型应用到飞机设计上之后出了问题，需要承担直接责任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易元和。

    也就是权责统一。

    如果把杜义山放到那个位置上，必定也是一样的思路。

    易元和点燃了一根烟，把过滤嘴放进嘴里猛吸了一口。

    如果这个模型只涉及到非线性颤振分析，那其实没什么好纠结的。

    先吹个风洞验证一下模型精度，如果过关的话再进行试飞。

    风险总归会小一些。

    但这个颤振主动抑制……

    距离西方第一次提出概念，也不过才十几年时间。

    在飞机设计领域甚至还没有真正应用过。

    由于涉及到气动控制面的动作问题，又很难靠吹风洞来验证。

    因为缩比的风洞模型干脆就是没有气动舵面的，就算做出来了，也没办法按照常浩南写出来的控制率去操纵。

    至于全尺寸模型……

    运7飞机29米翼展，换了新机翼之后更是将近35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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