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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问题在于，跟民用飞机适航审定的情况类似，如果现在不去求变，以后再想做同样的事，付出的代价也是百倍千倍的。

    这一点，已经经历过一遍的常浩南非常清楚。

    一方面，眼下是1997年初，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工业软件已经发展了大概20-30年的功夫，但也都是刚刚，或者尚未开始琢磨商业化的事情，大家勉强还算是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国内会大量使用商业软件的基本只有高校、研究所和国企，都是靠行政命令就能够触及到的地方，并且相关的软件生态壁垒也还没有建立起来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华夏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和软件工业建立的时间不算很晚，80年代初期就已经算是有所起色，和霓虹那边的差距大概在5年左右，虽然不算先进，但也算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产业体系。

    然而和很多行业一样，刚刚发展起来的苗头被按下去了。

    失去自上而下的支持，又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，科研、教育、产业之间被迅速孤立开来。

    硬件制造厂成了给外国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组装流水线，软件产业则彻底成了别人的附庸，原本大量独立开发软件的软件工程师也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底层码农。

    只剩下一些研究所和学校在继续进行研究，但也是独木难支，失去生态之后愈发和实际生产脱节。

    直到二十多年后，由于种种的原因，才总算是重新重视起了这个方面。

    其实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解体后的毛子那边。

    1990年的时候，毛熊的电子产业大概还能相当于美国85年左右的水平。

    但到了2000年，他们还是停留在美国人85年的水平，完全错过了整个90年代的信息产业大爆发（其实更惨，因为连跟随别人标准打下手的机会都没有）。

    一样是到了二十多年后，由于被制裁的原因，才重新把产业给拉扯起来，到那个时候已经落后先进水平很多年了。

    总之，这其中的辛酸悲苦，1997年的人们是很难体会到的。

    而对于重生回来的常浩南而言，则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。

    半导体他现在确实一点都不懂，那就先从工业软件开始做起。

    “如果只从技术角度考虑的话，徐研究员说得倒是没错。”

    常浩南用了个比较委婉的说法，毕竟再天才的人也很难超脱时代，有刚刚那种想法也很正常。

    徐洋自然也能听出来常浩南跟自己的意见不同，不过考虑到对方的能耐，她只是露出了有些好奇的表情：

    “但工业软件这种东西，不完全是个技术问题，否则也就不会存在那什么瓦森纳协定了。”

    “现在我们用起国外的软件，除了语言不通之外确实感受不到什么不便，但那是因为很多软件目前还没有商业化，或者正处在商业化初期扩张市场的过程中，但如果继续让这些国外企业在我们这里肆无忌惮地攻城略地，以后的事情可就说不准了。”

    “眼下大家的起点还相差不多，但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太迅速了，一个工业软件，用户越多，开发者所获得的信息反馈也就越多，就能形成数量更大质量更高的数据库，从而开发出更好用的数据模型。我们如果这一步跟不上，那就是步步跟不上，如果未来哪天，瓦森纳协定里面突然多出来了某些工业软件，到时候我们再想重头去追、去积累数据，那才是要难比登天的。”

    掷地有声的一番话，让整张桌子周围的气氛都变得有些沉重。

    刚刚还有些不以为意的徐洋在听完之后也是瞳孔剧震，仿佛看到了一片新大陆一般。

    她会在90年代初选择从美国回到华夏，家国情怀方面自然是不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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